列车始终在颠簸，尽管在夜间还是如此，我的心也有点颠簸了。下午，老童打电话过来，这种事情没有先例，所以即使是长途加漫游也忍了。但是他的话还是没有听懂，好象是关于宋老师的，说是明天QQ上再聊；祸不单行，我的按摩器也忘了带回来了，郁闷中……
在火车上的时光总是异常无聊的，以至无聊地让你不知道该做什么事，因为做任意一件事的后果还是无聊。实在无聊了，就去注意平时都不会注意的东西，刚才听到乘警介绍，注意到一句话：我们一定会忠于党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忠于法律。听到这句话，心里便有一丝涟漪。
最近看了一些西方的电影，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自由，其他的民主、国家、人民还有法律都是基于自由构建的。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是十三个殖民地获得自由，美国的Cival War是为了几百万黑奴的自由，而我更忘不了华莱士的那一声“Freedom……”的呐喊。似乎对于西方人，自由也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力。
而所谓的“党”，在我看来，只不过是一种制度，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机器。在中国，“忠于党，忠于人民”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用语，习惯地如果没有人会将两者颠倒一下。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随意的加入任何一个政党，对于他们，自然不会理解为什么党比人民重要。前几天刚刚听了何清涟的“三个代表”论，的确给人一种震撼。她说，为什么搞三个代表？为什么代表先进生产力，为什么代表先进文化，为什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？因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党一直提的，重要的前两者，人民是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，代表它们的只能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精英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统治阶级和有钱人。那么忠于党，忠于人民就成了忠于统治阶级，忠于人民了，which makes sense。
相比于君主们，党是聪明的，因为他们发明了“党”这个东西。君主们要维护自己的统治，就要管住百姓的大脑。于是他们想各种办法，最简单的就是愚民政策，焚书坑儒，文字狱，让自己的臣民成为只会说话的机器。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，这种手段的效果在现在已经大大减小了。还有的君主借用了某种学说，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教是一种，五斗米道教，拜上帝教也算一种（我从不认为洪秀全是什么农民起义者，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梦想作皇帝的人而已，中国的思想程度不可能使他变成民主斗士），但是他们都失败了，因为这些学说都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。其中最好的算是儒教，但是那也是因为朱熹将儒教改编之后，让所有人学习他的八股文，这样才满足统治者的要求。所以在中国出现了，对于广大的庶民，基本上是文盲，而对于士大夫，有全部苦心钻研八股。即使这两部分实现了分而治之，但是出现了两种价值观、两种国家观和两种法律观。大夫认为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；匹夫认为，谁给我饭吃，谁就是我的皇帝。大夫认为，礼不下庶人，刑不及大夫；庶人认为，皇子犯法，于庶民同罪。对于大夫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道、是皇帝；对于庶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米、是生活。正因为这样，清军入关后，士大夫组织了义军，因为北蛮犯境，国家在危难之中；而后来，当清朝要求汉人剃发，这就引起了汉族不同平民的起义，导致了骇人听闻的“嘉定三屠”和“扬州十日”，因为满族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，宁可落头也不落发。这就是两种价值观的体现，这也是中国的不安定的因素。在民国，一方面，外侮之下，精英们准备实业报国、军事报国，而另一方面，百姓们入不敷出，于是开始造反，所以有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。
在这方面，党就英明神武多了，他自我定位于全民的党。于是在共产主义的简体中文版中，上述的bug似乎完美地解决了，全民共享一个马克思主义。更重要的是，党将这种思想融入到他的日常活动，甚至是国家决策中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党是一中制度的原因。党大会总比全国代表大会重要。从这点上说，中国有点想政教合一的伊朗、梵蒂冈，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一种宗教呢？共产主义和天堂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它们都是遥不可及。马恩毛列与上帝有什么区别吗？红卫兵对毛的虔诚连基督徒都自叹不如；人们开玩笑说自己死就是去见马克思。马克思全集和圣经有什么区别吗？党的理论学家对全集经典的熟悉和“创新”连神学院的教授也未必能及。
所以，永远不要和外国人谈党，因为你们在说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。